特首失誠信，何來管治威信？

讀者提問：「梁振英先生的僭建問題如何影響政府管治？」這須從政治權威的來源和政府的認受性說起。

管治威信來自人民

一個政府要有效施政，必須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和信任，從而形成管治威信。如果政府沒有威信，不被信任，其決定很易遭人民反對和唾棄。同樣，行政之首(總統、首相、行政長官等)也須得到民眾的認同和信任，才能有效施政。

政府的職責是治理社會，而社會必然由人組成，因此國家領袖的合法權威理所當然來自人民。人民授權對統治者很重要，即使是極權國家，也強調人民二字，但極權者挾人民聲威上台後，卻削弱他們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。相反，在民主社會，人民對領袖的認同和信任，是由民主選舉的選票換算得來——民主選舉的得勝者得到人民的授權，便有認受性。

香港的行政長官並無普選選票的授權，他只是由1200個選委選出，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均無權投票選出這些選委。換言之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並沒有得到合理而廣泛的認受性。特首選舉期間，港大曾發起民間投票，當時總投票人數約廿二萬，梁振英的得票率只有17%(約四萬票)，由此可知，其認受性是先天不足。

誠信德行直接影響管治威信

從前的皇帝全都沒有人民授權，其威信何來？那就得看皇帝的德行和政績。沒有人會認同昏君有管治威信，一個壞皇帝，跟一個失德失行甚至犯法的現代領袖，同樣不能產生管治威信。

有人認為，僭建不是大罪。的確，即使是民主國家，僭建未必導致領袖下台，但正如梁振英在選舉論壇上痛斥唐英年時說的一樣：「這不是僭建問題，這是誠信問題。」

領袖的威信必然與其誠信直接掛勾。即使是小學生，也會對一個大話精同學當選班長而心生不忿，何況是一個地區的首長呢？種種資料顯示，梁振英在痛罵唐英年沒誠信時，已有僭建，這種情況不只是刻意隱暪這麼簡單，情況就像，一個騙子成功隱瞞自己的行騙罪行，還公然指責另一個人是騙子並因此得到好市民獎，當這個「好市民」有一天被揭發也是個大騙子時，其好市民獎被禠奪實是一個合理期望。這解釋了為甚麼梁振英在短短半年間，便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高呼要他下台。

施政有為能挽回管治威信嗎？

皇帝時代，明君如李世民、康熙等，沒有人民授權，道德也不一定被認同(如李世民兄弟相殘，發動玄武門之變而奪權)，但只要施政能力高，便可得到民眾支持。因此，有人認為，梁振英誠信不是問題，如果他的施政優秀，也會贏得管治權威。

聽起來有道理，但細想卻不然，因為歷史背景不同。皇帝時代並無權力分立，皇帝集行政、立法和司法的權力於一身，當時也無傳媒監察，公民社會不知為何物，人民認為皇帝乃受命於天，而非受命於人民。雖云「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」，但這是句空話，當時的制度根本沒有對皇帝起甚麼限權作用，試問歷史上有多少個皇帝是因為犯了國法而下台呢？那個時代，反對聲音必遭打壓，所以中國歷史上，沒有皇帝被人民要求下台，只有連出多個昏君，才會出現暴力革命。

皇帝犯法，無人能制，但時代早已醒覺，現代國家領袖的權威來自人民的認受。在現代社會，在一向講自由講法治講新聞自由的香港，對特首誠信質疑的聲音是壓不下的，當香港人清楚知道一個領袖的誠信出了問題，他們還會相信他的施政承諾嗎？長此下去，行政長官的管治威信只會不斷削弱。

領袖缺誠信，管治維艱

總括而言，行政長官沒有普選的授權，認受性先天不足，上任後又屢被揭發誠信問題，市民對其信任已大打折扣，在眾多市民反對下，政府的管治必定步步維艱。

就像一班小學生，班長已被揭發大話連篇兼犯校規，大部分同學都要求撤換，但課堂中權力最大的班主任卻堅持不換，力挺到底，「給他機會顯示本領」云云——如果你是這班的學生之一，還會聽從這樣一個班長的說話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