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政治參與，必修七一大遊行

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紀念日，但自2003年開始，七月一日對香港衍生了另一重意義——市民大遊行表達訴求的日子。2003年七一對香港繼後的發展影響深遠，對了解政治參與、爭取普選、自由行引發的中港矛盾等議題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課。

一.  2003前少大規模遊行

大規模遊行在英殖時代並不常見。記入歷史的要算1989年北京學運期間的多次大遊行——向被認為政治冷感的香港人，多次上街支援北京學生，其中一次人數更逾一百萬人。

其後，如此大規模的遊行並沒出現。1997年香港主權交回中國，香港人與特區政府過了一段蜜月期後，便爆發連串事故，包括新機場混亂、金融風暴、八萬五政策、負資產業主、科網股爆破、數碼港風波(本作科技研發基地的數碼港淪為豪宅地產項目)等，令特區政府與特首董建華的威信和民望不斷下挫，民怨累積。

二.  政府表現影響政治參與人數

即使政績欠佳，特首董建華仍於2002年連任，並推出「高官問責制」。2003年，沙士爆發，當時的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被輿論批評失職，但董建華卻委任他調查沙士，惹來「自己查自己」的批評——沒有獨立調查，容易出現官官相衛的情況。

及後，港府希望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。廿三條即國家安全法，涉及叛國罪、分裂國家行為、煽動叛亂罪、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法律。諮詢一出，條文被質疑嚴重削弱人權自由，即被猛列批評。當時負責推銷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，其手法和態度也惹來市民很大的反彈。

另一方面，當時的財政司長梁錦松，在新一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，卻被揭發他在發表報告前偷步買車，且沒有申報。面對坊間批評，董建華仍力保梁錦松，並指其情操高尚。

經濟不景，沙士疫症加上官員連環失職卻沒有人問責，民憤終在七月一日爆發。

眾多政治參與的方式中，遊行示威向來不是香港人所好。要香港人上街遊行表達訴求，從前向來不易。但2003年七一竟有超過五十萬香港市民上街表達不滿，極為罕見。由此也可推知，當時港府的施政表現已令人忍無可忍，而政府表現往往與參與遊行的人數掛勾。

三. 自由行始於平息民怨

2003七一後，23條因立法會票數不足而擱置；楊永強、梁錦松和葉劉淑儀相繼呈辭並獲接納。其後，中央政府為平息民怨，向香港「送大禮」，影響較深遠的包括CEPA和自由行。CEPA即「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」，具體內容包括273種香港貨可免關稅進口內地，18種服務行業可搶先進軍中國市場。

中央更開放個人遊，部分省市的內地居民只需辦理簡單手續，便可隨時來港。從此，內地遊客大批湧港，也為今年的中港文化差異辯論和中港矛盾埋下伏線。

但送大禮沒有大幅改變現狀，董建華民望依然低。2004年，再有53萬人上街，要求董建華下台和盡快落實政制改革。董建華於2005年初宣布「腳痛」下台，其位由曾蔭權補上。2005年七一遊行人數即銳減至二萬幾人。

四. 後七一的政治參與：普選和八十後

香港人在英殖時代不可能有民主，到回歸後「港人治港」時代，即使普選是《基本法》訂明的，也沒有驚覺民主的重要。自2003年，很多香港人醒覺，無論官員如何失職失誤，市民都無法改變事實，也不能選擇其他人當特首，開始感到民主普選的重要。因此，七一遊行成為每年市民表達訴求的總集合，而其共同訴求就是盡快落實雙普選。

而自2003年後，很多年青人開始關注社會和政治事務，甚至投入其中，參與每年的大遊行。這批年青力量，也成為繼後八十後運動的主力。

另外，七一大遊行的人數也常被解讀為政府表現的寒暑表——人數越多，表示越多人不滿政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