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自由，不容侵犯

胡錦濤訪港期間，一名記者高聲問他對六四的看法，竟遭警方扣查。香港的言論自由在回歸後不斷收窄，這次事件更是嚴重打擊新聞自由。究竟新聞自由對社會有何重要呢？

權力分立欠普選導致權力失衡

由於「權力使人腐敗」的法則在歷史上不斷重複，西方思潮慢慢演化出「權力分立」的概念，即政府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，互相制衡。當中立法機關更有監察行政機關的職責。

可是，制衡架構要行之有效，還有個先決條件——立法會必需全面普選誕生，才有認受性和受到選民制衡。如果欠缺民主選舉，權力的制衡必將大打折扣。

香港正處於這個死胡同中。無論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都非一人一票普選選出，立法會尚有一半議席來自功能組別，而功能組別選舉並不符普及、平等的原則，議員的代表性成疑，而且表現再差也很大可能連任。另外，在分組點票的制度下，建制派議員常有維護行政機關之舉(例如2003年廿三條立法，即使五十萬人上街，仍有議員支持政府強硬通過議案)，令立法會監察行政的作用如同虛設。

傳媒協助監察社會和政府

但即使議會有民主基礎，還未完全達到制衡權力的作用。假設行政長官犯法失信，他準不會在立法會自首。因此一個社會的穩定，實有賴傳媒協助監察。

大眾傳媒能透過資料搜集、採訪、追查等方法發掘事實，揭露真相。無論是唐英年、梁振英的僭建風波，抑或是曾蔭權的貪腐醜聞，傳媒也發揮了積極的監察作用，驗證當事人所說是真是偽，讓公眾知道更多角度，漸漸揭發出很多不為人知的事實。

傳媒向公眾報道事件，形成輿論。在大事大非的議題下，輿論相當清晰，即使議員想偏幫權力機關，但礙於選票壓力和民憤下，也不能指鹿為馬，只好放棄護航，加入監察一列。

新聞自由受壓，公眾是輸家

如果新聞自由受到打壓，社會必然趨向不穩。政治向新聞界施壓，政府便可為所欲為。近日，彭博通訊社(Bloomberg)報道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家人坐擁數億美元資產後，網站迅即被內地屏蔽，很多中國用戶無法登陸，「習近平」及家人名字也成為敏感詞。我們還未能知道真相，但這件事可以引伸一個事實：如果沒有新聞自由，政府官員真的可以為所欲為而難以被揭發。

顯然，傳媒除監察政府，也協助公眾監察社會，故也會受到經濟壓力。財雄勢大的商人往往利用經濟壓力左右傳媒。假設，有傳媒批評地產商甲的樓宇嚴重「發水」，樓盤廣告嚴重誤導，甲便在該傳媒抽起旗下集團所有廣告，便可施壓令其「收聲」。相反，如果想得到甲的大量廣告生意，條件可以是在報道中唱好樓市，這樣便左右傳媒的報道，誤導市民。

電影《奪命煙幕》(1999年)描述一位在煙草商工作的科學家，知悉香煙危害人體健康的科學真相，煙草商即向其施壓，在其離職後不能洩露半句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說服他說出真相，旋即受到煙草商多番打壓，包括申請禁制令阻止訪問播出，又抹黑科學家。二人付出沉重代價後，節目終於播出，煙草商也受到發律制裁。

「第四權」只有權利並無權力

新聞自由可說是西方產物，但因為能令社會更趨美好，很快成為普世價值，也成為量度社會生活質素的指標之一。中文常以「第四權」形容傳媒，指傳媒是「三權分立」以外的第四權。

不過，權力分立的英文是separation of powers，所謂「第四權」英文是the fourth estate，「權」一字實有誤譯之嫌(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)。但我們必須清楚，傳媒其實沒有實際權力——傳媒揭發貪污還是僭建，都沒有權力執法，如果政府甚麼都不做，便改變不了甚麼。傳媒只擁有採訪自由的「權利」，而這個權利是不容侵犯的，也因為這個權利，才能有效監察社會和政府，由輿論對不義不法不道德之事表達立場，再由相關權力機關處理。這之所以，新聞自由如此重要。